明词的文学价值，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照。
    首先，从明词的作家、作品及其艺术成就来看。尽管我们承认明代是词的中衰期，上不如宋，下不如清，但这种因为过于宏现而失之粗糙的大判断并不足以成为否定明词的定谳。就明词论明词，名家与佳作仍是所在多有。《全明词》共收明词作者1300余家，词作2万余首。根据《全唐诗》、《全宋词》等总集的编集规律来说，应该说明代词人词作的数量还未见底。从明初的刘基、杨基、高启、张肯、瞿佑，到明代中期的马洪、杨慎、夏言、陈霆、陈铎、王世贞，再到明代后期的施绍莘、茅维、易震吉、沈宜修、叶小鸾，一直到标志着明词的辉煌终结的陈子龙、夏完淳，他们的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足以证明“词亡于明”或“明代无词”的说法是武断而不可信的。一旦走出这种思维误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词史发展过程中的异量之美，把明词的特色与缺点剥离开来，就会发现明词还是不容简单否定的。
    其次，从千年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词无可置疑地是其间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少了这一段，词史也就丧失了连续性和完整性。明代前后长达270余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时间段，不像五代或其他乱世之更迭那样，不可能忽略不计。对上而言它是宋元词的一脉相传，对下而言它是清词中兴的前提基础。因此，无论是从千年词史的连续性、整体性考虑，还是要为宋元词尤其是清词提供寻源溯流、原始察终的“上下文”背景，明词都是不可或缺也不可取代的。
    从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代词及其词学现象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明词的曲化现象。每一种文体的演化都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历时性过程。词在以敦煌曲子辞为标本的民间曲子词时期究竟存在了多长时间也许很难考定，因为我们至今还不清楚以燕乐系统为音乐背景的词究竟起源于何时，但由中唐文人词到《花间集》、南唐词、北宋词、南宋词，词体的演进轨迹却是十分清晰的。这其间，词在形式体制方面的进化比较容易把握。由令词到慢词，由短章到长调，由单调为主到双调为主，并进而形成相当数量的三叠词调与少见的四叠词调，当然还有调式的“移宫犯羽”和曲式的添减摊破等手段造成的大量新调的出现。后人往往称词至南宋而极其变，相对于“诗到苏黄尽”的说法，则大有“词至姜张尽”之意。实际词在经过两宋的“黄金时代”之后，虽然留给后人推扩的余地不大，在主题、意象、手法、风格诸层面，仍有发展变化，词的曲化就是一端。
    明词的曲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从明初的瞿佑，到明代中期的杨慎，再到明代后期的施绍莘、陈继儒、卓人月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化现象。当然，词与曲的影响互渗是双向的。有人以曲为词，也有人以词为曲，词的曲化与曲的词化同时并存。
    其二，明代女性词人大量涌现，相对于以前的词史而言，亦是一种卓有特色的词学景现。虽然宋代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词人成就很高，以至人们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叹，然而毕竟只是个别现象。及至明代中后期，女性词人之多，创作之富，既构成前所未有的词坛景观，又与明词总体不振的情形构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从时代先后来说，明代女词人的成批涌现，主要在明代后期，这应该与当时思想文氛围较为宽松活跃有关。从地域分布来看，明代女词人多集中在江、浙二省。如果打破省的行政区划，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女词人更为集中的文化区域，那就是苏州、吴江、松江、嘉兴一带。从社会身份来说，明代女词人可以大别为两种：要么为名门闺秀，要么为名城名妓。名妓的出身背景未必华贵，但是既为名妓，必然聪颖过人，大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及文艺熏陶，因为城市高等妓家的接纳对象，大都为风流文人，不通文墨的妓女是难得有主顾的。妓女所受的教育未必严格遵循常规程序，但也因此使她们较少沾染冬烘陈腐的学究气。何况与文人墨客的交往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过程，因此，从特定意义来说，名妓所受到的教育熏陶，除了名门闺秀之外，一般家庭的女子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至于出身名门的女词人，一方面是闺阁时期即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另一方面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可能为她提供良好的继续教育条件。在中国旧式的教育体制下，文化家庭既是纵向的传承文化的载体，又构成横向的文化传播的网络结构。明清时期许多文学群体与流派，往往是以某一文化家族为核心，通过姻亲、朋友、师生等关系向外扩散形成的。晚明时期东南一带女词人成批涌现，即与这种文化家族现象相关。所以明代女词人的出现不是文化沙漠中的单株孤生，而是文化绿洲中的一簇簇地丛生攒聚。最典型的为吴江沈氏家族与叶氏家族两家，世代通婚，构成累世复叠的姻亲关系。以词而论，沈珫之女沈宜修，子沈自征之妻张倩倩，继妻李玉照，沈璟之女沈静专，沈自炳之女沈宪英，以及沈宜修与叶绍袁之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均为较有成就的词人，从而构成文化生态繁衍的特殊景观。研究明词或明清文学，这种文化家族现象颇堪注意。
    其三，在中国词学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代词学的地位比明词创作在词史上的地位要来得重要。......

《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基础》节选——张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