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八百年，对于金元词的分界，首先是金词的划定问题。在金词的划定问题上， 刘扬 忠 先生在《金代山西词人群》一文中做了如下表述：关于金词的发展，一般认为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⑴ 阿骨打建国至完颜亮时期——所谓 “借才异代”时期，诗词作者全是由宋入金的南方文人和由辽入金的渤海、幽燕文人。⑵ 大定、明昌时期——所谓“国朝文派”崛起和兴盛的时期，随着“国朝文派”的勃兴，词坛上陆续闪进了几位山西籍作者的身影，他们是：赵可、李晏、元德明、胥鼎。在同一时期，以蔡珪、王寂为代表的河北词人群，以刘仲尹、王庭筠为代表的辽宁词人群和以党怀英、刘迎为代表的山东词人群正势头强劲，处于峰巅状态。⑶ 南渡时期。⑷ 金亡国前后。
　　从贞祐南渡到女真亡国时期，词坛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的沧桑之变唤起了金源文学家们的使命感，于是以元好问为领袖的一批山西诗词作家应时运而生，登上文学的坛坫，成为南渡、金亡前后两个时期金源诗词作家队伍中的主力军。
　　有学者提出吴蔡词人群体、“国朝”词人群体、遗民词人群体。遗民词人群体以元好问、段克己、段成己、李俊民为代表。文中除另划一类的全真道词人群体外，实际对金词做了三个阶段的划分。无论三分法还是四分法，金末词人均以元好问为代表的意见是一致的。

元词的发展，大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蒙古时期及改国号为元以后的至元、大德时期。这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来自宋、金的词人较多，词的风格也比较多样。著名词人有耶律楚材、耶律铸、刘秉忠、张弘范、白朴、王恽、刘因、张埜等。耶律楚材是契丹族，他的词仅存一首《鹧鸪天·题七真洞》，写人事无常，感慨极深。他的儿子耶律铸有《双溪醉隐集》一卷，词富理致而有豪气。刘秉忠、张弘范都是元朝的佐命大臣兼词人。刘秉忠有《藏春乐府》。王鹏运《藏春乐府跋》评论刘秉忠的词“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酝藉而不流子侧媚”。张弘范有《淮阳乐府》。词风与《藏春乐府》相近。这一时期的大词人是由金入元的白朴。他在元代不愿出仕，徙家金陵，放情山水，诗酒优游。他的《天籁集》多长调，内各大多是写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也有一些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苦难的作品。来自金的另一位词人是和白朴同师元遗山的王恽。他有词集《秋涧乐府》四卷，词内容多样，风格凝丽典重或清浑超逸，均近两宋。刘因有《樵庵词》一卷，多抒怀之作，笔力雄健，逼近东坡。晚于刘因，与赵孟頫、卢挚等唱和的张埜有《古山乐府》二卷，词风清劲自然，颇有苏、辛意味。来自于宋的仇远和赵孟頫吝有词集，词也颇有风致。这一时期的女词人，以张玉娘最著名。玉娘自幼好文墨，尤擅诗词，有《兰雪集》一卷，存词十六首。李之鼎称这些词为“几欲继轨《漱玉》、《断肠》之作”。
　　元武宗至大以后直至元亡，这是元词的后期。这时社会动荡不安，各地农民起义不断，但这样的现实在词里很少反映。这时的著名词人有张翥、许有壬、李齐贤、倪瓒、萨都刺、邵亨贞等。张翥有《蜕岩词》二卷，词宗南宋，多咏物、写景、赠别之作。与张翥同时的许有壬有《圭塘乐府》，词有“长枪大戟”气度，风格近刘龙洲。与张翥、许有壬同时的李齐贤，是朝鲜词人中的巨掌。他于元仁宗延佑元年（ 1314 ）随忠善王至元大都（今北京市），与姚熢、赵孟頫、钟嗣成诸名公交往密切，他在元生活甚久，曾历游河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苏等地。著有《益斋集》，其后的倪攒、邵亨贞萨都刺的词已经是元词的尾声了，在他们的词里，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点社会动荡的气息，同时也带着一种凄怨的情调。倪瓒是元代著名画家，有《云林词》一卷，多隐居五湖三泖时期之作。倪瓒的学生邵亨贞有《蚁术词选》四卷。这些词正如郑文焯《蚁米词选跋》所说的：“清丽婉约，学白石而乏骚雅之致。声律亦未尽妍美。”萨都刺是回族词人，是元代少数民族词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天锡词》以行旅、怀古之作为多。《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深辞苦，感慨良深，是萨氏冠冕之作，也是金陵怀古的名作。

金元词的分界，从金元词整理研究史上看，已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以前均将金元词放在一起讨论。当前对金元词进行深入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是金元词的分期问题。对此借用况周颐《惠风词话》卷三十二所说“（词）不难于合勘，而难于分观”，因此，对金元词作分别审视成为必要。
　　从地域上看待词的南北之分。就金代和元代前期而言，同处于北方地区，词的创作也宜作“分观”。除地域外又提出时间问题，金人与元人不仅时间有差异，地域也有差异，政治文化各不相同。金人尚武，随着军事扩张，及时注重文治，吸收辽、宋文化，实行“借才异代”的政策。
　　而元代文化和文人思想特有的，是起于漠北草原的元蒙是十分注重生存的民族，重利思想影响波及全社会，贴近日常生活的务实之风兴盛，颠覆一切庄严、神圣的事物带来的宽松与亵渎神明偶像带来的极度冲突，对文化的相对不重视，构成社会生活的混杂和全面多元化，文人面临这种局面摇摆于仕与隐、进与退、“忠君守节”与“顺乎天命”之间，成为元代文学的一大特征，在反映心性的元词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金代与元代在文化、文人心态、作家和词的创作成果方面均不同，有必要予以分离，分别观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