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原是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燕乐，是随着隋的统一而兴起的一种汉族民间音乐和少数民族以及外来音乐交融而产生的新的音乐。因此，词在唐代文献包括敦煌卷子中都称之为曲或曲子，如《云谣集杂曲子》、《曲子长相思》等。直到五代时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中，才出现“诗客曲子词”的字样。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体诗。它在隋唐之际已经产生，中唐以后逐渐有较多文人从事创作，晚唐五代趋于繁荣，而极盛于宋代。在唐五代时，一般称为“曲”、“曲子”、“曲子词”。后来才称为“词”，又称“乐府”。“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等。
    五代时之西蜀(含前蜀、后蜀)，有国共计不到四十年。其文学成就可堪称道者，仅词一种而已。千百年来，以《花间集》为标志的西蜀词，却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被视为“颓靡”之音。
一、西蜀词完成了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
     文人词，欧阳炯《花间集序》又称之为"诗客曲子词"。从词的初创期唐代来看，词的作者多为乐工，士大夫只是偶而为之。尽管今天所能见到的乐工词不多，但可以肯定，在唐代，乐工当是词的主要作者，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即为明证。
   词在唐代 ，还未被文人所重视。文人只是偶而兴之所到，才涉足词的创作，这同唐诗的繁荣兴盛，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差十分强烈。故整个唐代，文人词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冷落的状况，当然更说不上形成所谓流派。
    温庭筠在词的发展史上是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他的词作，既可视为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的过渡期，也可视为词由初创期向成熟期转变的过渡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温庭筠时代，并没有形成众多的成熟的文人词作者繁星满天的局面。
    词发展到西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由唐代为数不多的文人零星的创作，向西蜀大量制作“诗客曲子词”的转变。
    整个五代，实际上只是西蜀和南唐才形成两个文人词的创作集团。西蜀词今存词515首。南唐词却仅有214首，数量不及西蜀词之半。尽管总体上南唐词的成就略高于西蜀，但其创作数量却无法同西蜀词抗衡。更为重要的是，西蜀词的创作年代要早于南唐词。今之西蜀词，大半都收入我国最早的词集，赵崇祚编的《花间集》。当前、后蜀的词作者已经形成一个创作集团时，南唐方建国三年，而南唐词作成就最高的李煜年方三岁，冯延巳也未成名。
    这样，西蜀词人在温庭筠的影响下，在短短的不到四十年的历史中，即以词人众多、词作丰赡的崭新面貌出现于词坛。从西蜀词人开始，文人词取代了乐工词，占据了词作的舞台，文人作词已不再是偶而涉足，而是把词这一歌曲形式，变为一种文学形式自觉地加以运用，为词在文学的百花园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一席。
二、使词这一文体完成了由初创期向成熟期的转变
    词在温庭筠以前，属于词的初创期。这一时期，无论是词体的确立，词调的稳定，词的艺术表现等，都不成熟。词和诗并不是子母的关系。词是唐代可歌的新声的总称。这新声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万难控御一切的新声，故崭新的长短句便不得不应运而生。
    词至西蜀，大不同于其初创期。在西蜀二十四家词人中，共使用了《浣溪沙》等七十七调，其中仅《木兰花》、《杨柳枝》、《玉楼春》、《醉公子》四调四体为五、七言齐言体。这种状况说明，词的一个重要属性在西蜀时已基本形成，即词为长短句，而非齐言体。西蜀词人以后，极少有人再写五、七言齐言体。
    在西蜀词作者已由乐工，变成了在社会上具有一定或较高地位，在文学上有较高修养的文人。欧阳炯把西蜀词称之为“诗客曲子词”，用以区别乐工之曲子词。西蜀词人吸收乐工词和温庭筠词的语言优点，把词之初创期接近口语的乐工词，改造成以书面语言为主，并吸收民间有表现力的俗语，读起来既不艰深，又不粗俗，基本准确生动，雅俗并重的文学语言。这样，“上不似诗，下不类曲”，“别是一家”的词这种文学形式，便是西蜀时已经成熟。从此，这种成熟的文学形式经南唐词人的进一步拓展，至两宋即形成中天丽日下群芳吐艳的鼎盛局面。西蜀词在这方面对词的贡献，实在不容抹杀。
三、树立了婉约词派的正宗地位
    王世贞区别正、变的标准是“婉转绵丽，浅至儇俏”八个字，合于这八个字，则为词之正宗，不合此八个字，则为变体。他将花间词派的代表作家温庭筠、韦庄的词作视为变体，由此可见．王世贞论词之正、变，是同婉约、豪放二者无关。
    很明显，王士祯分词之正、变，是就两个流派而言，他把从李碌、李煜，到李清照、秦观、高观国、史达祖一派婉约词人，视为词之正宗，把从苏轼到辛弃疾、陆游、陈亮、刘过一派豪放词人，视为词之变体。
    二百年来，西蜀词所形成的婉约词风，始终是词的主流。晏、欧、柳、秦、李、姜、高、史诸公，无不受西蜀词的影响。尽管宋代的婉约词人在意蕴、题材、艺术技巧等方面较之西蜀词有新的开拓，但其风貌仍未能脱离西蜀词所确立的“词为艳科”这一轨迹。